在悉尼拍电影（一）

拍电影　－　Deja vu





故事是这样开始的


那是在2004年９月初的一天，南半球春机盎然。我歪在学校的草坪上，看着对面的小喷水池里一只鸟在洗澡。台湾出生、澳洲长大的帅哥Howi急急地走过来在我身边坐下，问我有没有决定去哪一个摄制组。

通常我们拍片子是要自筹资金的，而电影专业的学生又对使用胶片有着非同一般的固执，对DV总是“麻麻地”。这样一来，常常是为了省出洗胶片、转胶片的钱，我们坚持穿二手衣，吃最简单的饭，每天喝不超过三杯咖啡，再加上拼命的打工，大部分人倒是看起来“玉树临风”、“品位不凡”的。这学期末学校居然给我们专业批了一笔钱。钱的数目平均到每个学生头上自然只有一点点，但是若是将学生分成五组，那么每个组都可以拍出点看起来“专业”的东西了。不知道可否这样讲，“不想当导演的电影人就不是个好的电影人”。五个导演（同时也是编剧）名额的争夺相当激烈，而争夺过程中也伴随着传言、八卦、绯闻和陈芝麻烂谷子的翻炒。我的本子没中选也倒罢了，可是我看好的其他三个同学也失利让我不得不考虑黑幕存在的可能性。Howi就是我心中合适的导演之一。有天分、有专业经验、多面手而且热爱电影。唯一就是东方人的天性使之不习惯发号施令，掌控大局的能力差点。

“我决定加入Déjà vu, 你呢？”

“这个组怎么样？好多人都没合作过……”

“导演不错啊，拍过几部短片还有广告之类的。听说他会找几个专业的人来加入我们。”

“哦，不然就加入了。”


Team UnitedNation (联合国纵队)

９月１５日（详细日期参照我的学习日记）第一次组会召开。大家自我介绍。我们这个组可以称之为‘水果沙拉’－有印度的Adi、韩国的Mingyong、中国的（我哎）、印尼的Jimmy、澳洲华裔Lawrence、澳洲出生日本长大的Maxim、黎巴嫩出生法国受教育的Jad、坚称自己是亚述人而不是伊拉克人的Naren，还有Howi、Eva和Thomas三个台客。外来的专业人士包括：Matew(音乐指导)、Robert(艺术指导)、越南人Jim（摄影指导）和胖胖的Dolly（导演助理）。

导演Jad介绍剧本大纲、构思后，我方切实领会了Déjà vu 的含义。原来“Déjà vu”是法语，是指人可以提前预知、感应未来要发生的事情。我们的故事是，一个父亲“看到”儿子将会死于一场事故，但他没有对此作出反应，等儿子死后他陷入无法自拔的自责中。故事简单，但是剧本却显示出时空的复杂交错，整体气氛压抑而诡异。我们的拍摄地包括一个维多利亚风格的起居室、一所密闭的小空间、一个看起来很粗陋的大厅、还有图书馆里面的某一层，外景是一座大墓园。演员包括一男一女，两个小男孩，外加蜘蛛一只，蝴蝶一只。

“武师、马，小孩、狗”－电影行里最难拍的四样事物。我们呢？有小孩、有蝴蝶，难度有得一拼。

然后是分工。我跟“黑男孩”Adi搭档，我是录音师，他是举话筒杆的大力士。而Howi ，Eva 和Thomas三个“台客”扎堆做了道具、美术、服装和设计。Naren又做了Jad电影的制片人，给“他们是一对儿”的八卦又添了一个口实。剩下的男孩子全都进了摄影队。

拍摄日期定于１０月１日－４日。因为４日周一是劳动节的法定假日， 平日里大家都忙着写作业、打工，所以势必要在这个长周末完成我们的片子。

这中间的半个月，大家一次次分头行动，合并讨论。勘察外景、联络学校、申请经费预支、跟导师汇报，填各种各样的表格（演职员合约、保险、公共场地拍摄许可、用电用水许可、拍摄时间表、工作流程……）。我们虽然是学生，但是没人拿你当学生。影片的制作流程完全是按专业来的。尤其是花学校的钱，我们一遍遍做预算提交，等待审批，就象是初次掌家的小媳妇 。再加上摄制组例会上一次次的决定、一次次推倒重来…… 。 时间已经过去近一年了，我还清楚的记得Naren因为刚找好的起居室拍摄点突然不准使用，而坐在房外的台阶上点起一支烟默默哭泣的背影。




一天Howi找到正在电脑室里写论文的我，神秘的问：“猜猜我刚去哪儿了？”我还在茫然中呢。那些日子我已经忙得失魂落魄，状态看起来象老年痴呆症提前发作了。

“我找到了‘虫人（bug man）’”

“啊？”

“就是有蝴蝶和蜘蛛了！”

我才醒悟过来，原来我们真的是要用活的昆虫演员！而在此之前我竟然从未想到过要从什么人的手中得到这些虫子。天晓得，从草丛、树丛里捉不就得了？

剧本里有一只蜘蛛、一只蝴蝶出镜，那么就要准备两只同等大小颜色的蜘蛛，其中一只做备用。蝴蝶则要长相类似、体型相同的四只，因为它们会飞而且纤巧细弱。现在要启用‘虫人’，那么每天要付其６０块澳元的报酬，并且还要协助其饲养、照料这些昆虫，保证他们在出演前与出演后的品种、数目相同。有些要在蓝幕前拍摄的镜头里，需要用细丝线将蝴蝶系住，丝线另一端是细木竿用以操纵蝴蝶的行动轨迹。这时要格外小心，绝对不可以让其缺胳膊短腿，要保证拍摄完毕时只只完整。

解释完这些，Howi突然懊恼起来，原来这样开车跑来跑去的找‘虫人’已经耗费了差不多１００刀（dollar）的汽油了。可是去跟制片人要钱，答曰“暂欠”。我们都是穷学生啊。（以后有机会专门再聊钱的问题。以我的所见所闻以及所行，可以很有底气的说，不是所有出国的都是去FB的！）


终于到了１０月１日，我不会忘记那一天的。那天是我们伟大祖国的生日，是我们影片开拍的第一天。我们没有生菜、烧猪式的开机仪式，我们经历了在哗哗的雨中搬运重达一吨拍摄器材的一天。

悉尼是个有趣的城市。你当然可以在市中心、CBD找到一切世界知名品牌的奢侈消费品，但是如果你想找到真正别致、专业、物有所值的东西，就要深入当地群众的生活，到大后方去。譬如说专业的影视器材。

悉尼最大的影视器材租赁公司在北悉尼区。从市区驱车穿过长长的海港大桥，经过总理老霍最喜欢慢跑的米尔森角就是北悉尼。那里没那么多的高楼汽车，乡里乡气的。再往北就越发人烟稀少，而世界著名的电影洗印厂就在小镇Lindfield 。我们在上午９点的大雨中抵达公司，马上开始清点器材、熟悉使用方法。

先不必论那伴随３５mm电影摄像机的数十件配件，单说我们的录音设备就了列了整整两页A4纸。最可怕的是那伸开来长达５米的话筒杆，架在Adi瘦小的肩头上让我不禁怀疑他可以支撑多久。负责教我们熟悉器材的是一位来自德国的酷哥。不幸的是他那德式英语实在难以让人消化，在１个小时后我跟Adi只得缴械投降。Adi抱着一本使用手册闷头读，我则跟“教授”聊起天来。原来这位先生从欧陆飞越瀚海而来，只是为了在悉尼冲浪！他住在Manly海边，每天起来练习冲浪，即便是象这样的雨天也不例外。恩，无怪乎我穿毛衣而他穿T恤谈笑风生了。

　　全部设备装了四个拖车，我们慢慢将其分开搬入一个稍大的面包车、三辆轿车，然后出发到第一个拍摄地点－校园旁边的一所空置的大房子里。

停车点距离拍摄地还有近２００米，我们又将设备从车上一件件拿下来、搬进去。而大房子里面已经于昨天被我们全部粉刷为白色，家具挪入小小的里间。大家如日本人般进屋脱鞋，有忘记者立时核对脚印抓个现行，然后责令其擦干净。
终于蚂蚁搬家完毕。制片Naren带着好姐妹将大箱的三明治、大桶咖啡和茶铺排开来，大家立刻人手一份、见缝插针地或席地而坐、或倚墙而立。屋外大雨未止，屋内翻腾着咖啡香气和电影人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