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与少年
来澳洲读书后常常听到一句话－“Are you happy about it？”老师会问，房东会问，摄制组的导演、制片也常常会问。开始我觉得这是句废话。想想这么多年来，有多少事情是自己喜欢开心才去做的？而做了又有多么的开心高兴呢？要考虑那么多的客观条件，要考虑那么多相干、不想干人等的感受，结果哪件事是痛痛快快完成的？完成它的过程中自己又享受到多少呢？最重要的是，有谁诚挚的关心你的感受呢？
与当地人打交道久了，我慢慢开始适应了这句话。从一开始敷衍般的总是回答“Yes.”，到问问自己的心，然后给出一个诚实的回答。再到主动的跟对方讲“I’m (not) happy about it.”。现在我真的喜欢上了这句话。无论在哪里，常常问问自己，问问别人，这样你开心吗？我们可不可以诚实一点，找到一种让彼此都舒服的相处方式，享受此时此刻。
我们这次不惜血本，以２００澳刀／日的价格租用了先进的硬盘式、便携式录音设备，外加立体声话筒。当然从虚荣心上讲这让我们看起来非常的“酷”，但是，钱是来之不易的。即使是学校拨款，很大比例上也是来自于我们这些留学生的高昂学费。这种先进的录音设备适合在摄影棚里使用，也适合在声音层次分明的郊外。就象电影《春逝》里的录音师，录下四季里大自然的声音。在我们的第一个拍摄点－那个透风撒气的展馆－用这样的设备，耳机里大街上汽车的噪声盖过了演员的对白。
我找到Jad，直话直说：“I’m not happy, cause it’s not the device most suitable for us.”(我不满意，这不是最合用的设备。) Jad 示意我到外面谈。他听完我的解释，然后说这确实是个失误。眼下天已黑，无法更换设备，只好尽可能的录下去，在后期制作中配音了。但是以后几天的环境声一定要录全面。我不完全同意他的观点，因为四天租金高达近一千澳元，就这样大材小用接近于浪费。“好吧，”Jad耸耸肩，同意明天拍完墓地的外景后重租。
演员们正忙着化装、走位。我们的小演员－８岁的Eric 正悠哉的咂着可乐。他坐在椅子上自得其乐，也没有父母陪同，大方的回答着一些好奇的组员的问题。那边的一群男孩子正在搭建摄制台、架摄像机。我跟“黑男孩”正调试着话筒。Jad 突然发话：“各位，请不要在背后讲我坏话哦，即使对我很不满。Min 他们的顶尖话筒会拾取到然后录下来的……”大家于是哄然而笑。
我最喜欢的时刻，导演喊“Action”之前——一切准备就绪，助理导演朗声到：“Attention please. Quiet. Sound-（我回答）Recording. Camera-（摄影师答）Rolling.”（请注意，保持安静。声音－录制，摄影机－转动。）场记手拿打板－“Scene One Shot One Take One.”（第一场，第一镜头，第一遍。）然后导演－开拍。如同一种宗教仪式，虔诚的教徒们恪守着严格的祷词，相互传递着。无论你是以那种语言来颂念 ，那一刻，是所有电影人最接近心目中“上帝”的时候。
蓝色暗淡的光控制了一切。房顶的梁柱结构投射到墙面上形成一个十字。那么沉重的符号，仿佛具有压倒一切的毁灭性。演员身着白衣瑟缩于墙角。一个特写，他的脸充满整个取景框，紧闭的眼睛突然张开…… 下一个场景，所有的设备拆下移动，重新布置灯光、道具，演员补装……如同身处深深的地下，蚂蚁的王国。工蚁、兵蚁、蚁后都在不停的忙碌着，紧张而有序。有人得空到门外吸支烟，喝点东西，塞进嘴里一块三明治，行动都是轻轻的、迅速的。看似简单的几个镜头一直拍到凌晨１点半。
大家收拾好东西分批回家。Howi跟我一路，开着他那辆不幸被撬开过三次的SUZUKI越野车送我回家。一路上我们谁也没说话，只是相互传染着不停的打呵欠。到家后先洗个澡，然后拨通Howi的电话，确定他也已经安全到家。恍惚之间听到手机响了，一接听才发现是Naren，她负责叫醒每个组员，交代今天的拍摄时间以及拍摄地点。已经是清晨７点半了，距离今天的拍摄还有一小时。我跳起来穿好衣服，以最快的速度洗漱完毕，然后搭房东老爹的车赶赴火车站。房东老爹在等红绿灯的时候仔细看了我一眼，说：“Min, 你今天看起来真开爱，特别象只熊猫。”气的我大声抱怨，急忙掏出墨镜来戴好。
火车很不争气的晚点了。当我抵达拍摄地费舍图书馆时，拍摄设备都已经搬运完毕。Naren 安慰我说没事，先吃点早饭吧，反正让男孩子帮忙搬一下了。旁边多了一位扎头巾的大婶，打过招呼就得知原来她是Naren的妈妈。我开玩笑说，见到妈妈我就很安心，因为妈妈会把孩子喂的很好。妈妈笑着边看我吃东西边跟我聊天，一直聊到挂念远在伊拉克、在一次轰炸后失去联络的表亲。聚过来的组员越来越多。妈妈给大家倒咖啡，分水果，一趟趟从车后备箱里取面包片。看着她穿来穿去的身影，听她用带口音的英文慢慢跟我们这些孩子交流，我心里很暖和，喉咙却哽住了，急忙灌下一大口咖啡。
图书馆里的录音工作相当顺利、成功。我跟Adi不仅录了现场声，也录了许多效果声，以便后期制作的时候使用。但是收拾东西的时候我跟Adi起了争执。
从图书馆到下一个景点大约有几百米的距离，需要穿过马路到对面的校区去。Adi是从没有过专业工作经历的。有些前期准备或者收尾整理的工作他就有点束手无策，无从下手。我迅速的完成了清点设备配件、捆扎线材正准备装箱的时候，Adi问我，为什么要装箱，等会儿不是还要再开箱吗。对于这个问题，我当然可以给出一个详尽而且具有Hundred Percent(100%)说服力的答复，比如考虑设备的安全性了、考虑线材的折损率了、便于清点数目了等等。我也可以酷酷的但是讽刺的说，你不是还吃三顿饭吗。但是，我不想浪费时间。我冷静飞快的说，别问这么蠢（stupid）的问题，车在下面等着。这一下可大大的伤害了这个印度青年的自尊心。想想印度容许一夫多妻，印度男人该有多么的自尊啊。我居然用了“蠢”这个词，在印度还不得被石头砸死啊！后果很严重！我刚想道歉，Adi已经默不做声的将一捆音频线团起来装进自己的背包，头戴监听耳机、举着话筒架进了电梯（话筒都还没摘下来）。等我把四个设备箱装入推车下得楼来，几乎每个见到的组员都笑笑的对我说，那个黑男孩还真拉风。导演Jad一阵风的跑来冲我嚷，怎么能让那个蠢家伙这样子就走了，万一碰坏话筒……。我无奈的笑笑，说，他还没那么不堪，至少话筒杆收起来了，要不然，手持５米长的家伙横穿马路还不得导致交通堵塞啊。
十五分钟后在目的地见到Adi，他居然一脸的赧色，低了头帮我搬箱子。看来刚才路上行人的目光已经彻底击垮了他的骄傲。
Naren的妈妈为我们准备了大锅的意大利面，番茄酱里掺了味道特别的阿拉伯香辛料。大家坐在门前的木阶梯上边吃边聊，晒着暖暖的太阳。拍电影绝对是个体力活儿。看每个人都吃了两盘以上的面，妈妈坐不住了，又叫上Naren去车箱里搬来三明治。很快面条不见了，一箱三明治吃完了，连香蕉也没有了，居然还有男孩子探头探脑的围着妈妈转悠。妈妈叹口气，看起来很过意不去的样子。Naren看看妈妈，将头靠在她的肩上，象个无助的小孩子。
本来下午应当去墓地拍的，但是发电机因故没有到位，只好推迟到明天了。虽然昨夜工作到很晚，可拍摄进度依然落后于时间表，又要悲惨的赶戏。每个人都是一脸的漠然，随着时间推移，对于何时收工都已经不报任何期望了。还好今天小演员可以不必来。
晚上的拍摄开始用轨道。这意味着摄影队男孩子们的工作量增加了一倍，而强度则增加了一倍不止。每次机位变化，都跟着要调整轨道的方向。还要推动轨道车，让其平稳的滑行。摄像机的彩排次数也相应增加了。他们卷起裤脚，弓腰低头，如同推山的泰坦巨人。几台两千瓦的灯令房间内闷热异常，令人昏昏欲睡。我喝了数不清多少加了大量砂糖的红茶以维持清醒和体力。但是那些喝多了咖啡的人就变得越来越神经质了。‘F’打头的词逐渐入耳，频率和分贝都在增加中。我紧紧怀抱着录音机，录音时高度紧张，只能在调整机位时稍稍放松一下。当一阵睡意袭来，两手突然一松。我马上就醒过来，下意识的将手又一紧，一头的冷汗迸出来。而那句‘F’也脱口而出了。以后，如同找到了恰当的宣泄途径一般，毫无顾及地‘F’，如滔滔江水……
当晚居然三点钟才结束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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