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悉尼拍电影（四）

主角与配角


第一次见到我们片子的主角罗密欧是在开拍前的最后一次讨论会上。他的长相特别，气质也很特别。当时我跟Howi给他取的绰号是“歪脸的黄秋生”。据说最具吸引力的人的共性是两侧脸对衬。而罗密欧的左眼明显斜视，附带左脸颊也不正。一头长至肩头的金发，一双大而黑的眼睛。他是法裔，长在澳洲，参演过很多舞台剧和小成本电影。


经过三天的奋战，每个人体力透支。很多人可以随时坐下就睡着，可是我却越累越失眠。轻轻推开门走到门外的栏杆前，我看到罗密欧正在吸烟。打个招呼，两人就轻声地闲聊起来。我站在他的左侧。他的脸庞始终只是微微的左转30度，陷在阴影里，但是那闪亮的左眼正明白无误的对着我。他的声音很柔和，略带沙哑。聊天的内容我已经记不得了。我只记得他那看似悠闲却认真的神态，以及比夜色还深的长长的微卷的睫毛。那一刻，一切是如此的完美。

我不想赘述他的表演，我也还不够资格来评判。我看着他跟小演员一遍遍对戏，毫不抱怨嚼之如腊的三明治，跟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平等地探讨那个国家的电影，在片场他也许是唯一一个听不到发出“F”的人……这一切让我今天在异国依然怀念。他真的很迷人。


午夜12点，门外多了两个人。那是小演员Eric的父母。导演赶忙过去表达歉意，希望能够宽延半小时拍完这个场景。Eric并没有马上扑向父母，他走到我面前请求听一下自己刚刚的对白。有礼貌的小孩子总是令人难以拒绝的。我马上找出来给他听。他听完后才走向父母，拉起他们的手，跟父母说还不太累，可以再拍会儿。那对父母于是静静的席地坐在一个角落里，看着儿子在灯下的每个动作。

由于在拍摄前大家已经被告知，当着小演员的面绝不可以讲脏话、抱怨，因此有Eric的地方环境就相对文明和谐得多。这个小演员不仅没给我们一点点麻烦，反而教给我们很多……那失落已久的纯真，以及那安享他人爱护的从容。


Let’s See What Will Happen……


最后一天的拍摄在我的记忆中很模糊。它裂成细小的碎片。很多片在我还没来得及捡起、拼好的时候就已经消失无踪了。也许是我有意忘记，总之好的开场并不意味着必然有个好的结局。

当Adi在我身边咆哮起来，我才觉悟到，矛盾原来在不知不觉中已经积蓄到不得不发的地步。

是大家早就对三明治厌烦了？还是对导演的颐指气使逆反了？是不同种族的人们对于某些玩笑的适应性不同？也许仅仅是疲劳过度导致的神经紧张？总之最后一天里，很多人无处不“F”,彼此间筑起高墙。所有的人都是紧绷的嘴唇，阴郁的眼神。


随着时间推移，许多人平地消失了，连个招呼都没有。

Adi的脸越来越黑。突然他在我身边哇啦哇啦的大声嚷起来：

“究竟怎么回事？为什么还没拍完？我不要再继续了。我明天还要打工呢！”

Jad冲过来，也嚷道：“你要走就走，这是你的权利！”

“那我要带走我的床垫！”（Adi家离得近，床垫被征用）。

两人斗鸡似对视了几秒钟。Adi分开众人搬起自己的床垫就出了们。

Jad仿佛用尽了全部的力气，只是挥挥手，一言不发的回到了摄影机后。

我想象着，Adi背着床垫、弯腰走在大马路上。我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我太累了……累得睡不着，吃不下，也不能想……

片场只剩下罗密欧、导演、Howi、Maxim、Robert和我。

天不知道何时开始亮了。我们追逐着最后一片黑暗直到终于用光了最后一尺胶片。

大家默默的收拾东西。我在小里间慢慢地、机械地缠着音频线，忽然听见外面尖叫般、歇斯底里的骂声。我不想出去看看是谁在吵，他们为什么吵。收拾完毕，我走出房门，跟Howi、Robert大大的拥抱了一下。那一刻，我很想哭。

我躺在小喷泉前的草坪上，金色的阳光洒在身上。我极力捕捉那一丝丝的温暖，看着天上最后一缕粉红色的云，想，去咖啡店里工作前一定要先喝一大杯咖啡。


在咖啡馆里打工8小时完毕，我回到房东家。房东老爹惊呼：“我还以为你搬走了呢！哦，玛玛米娅！”

房东老妈说：“别说傻话了！Ｍin，吃完饭快去睡一觉。可怜的孩子，都成什么样子了……”

我挑起长长的意大利面，慢慢地卷起来送进嘴里。吃着吃着，眼前就朦胧了。房东老爹一敲桌子，我的整个脸就栽进了面前的盘子里。番茄酱糊满了一脸……。


拍摄结束三天后在学院走廊里遇见了Naren。她通知我影片粗剪完毕，效果很好，希望能组织一个大烧烤Pary来庆祝一下。我当然没意见，答应负责带香肠来。

接下来，在我正准备搭车赶赴Party的时候接到组员的短信，Naren的父亲去世了，Party取消……

就是那个在墓园里跟我谈笑的老人吗？是那个为我们准备三明治的老人吗？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再接下来，在我们影片的展映仪式上见到了穿着黑衣的Naren和妈妈。除了给她们拥抱，我还能做什么？

展映完毕，不时地有组员走过来对我嘀咕，怎么会剪成这个样子，情节很晦涩，观众能明白吗？

那个午夜，我们在海边一家热狗店吃火辣的派和热狗。强劲的海风吹乱了头发。

一部片子完成，从春天也走到了夏天。

我要回国过春节，Howi要去华盛顿看姐姐，Jad将奔赴巴黎跟家人聚会……

好聚好散，原来是如此的感觉……

明年呢？　Let’s see what will happen.








 

在悉尼拍电影（三）

第三天的拍摄地在Rockwood墓园，大家要各自查地图、寻获恰当的交通方式于上午９点在此会合。还好我比较幸运，昨晚被台湾女孩Eva拣到家里，就没有了赶火车的烦恼，而且收获了４个小时的睡眠。



抵达墓园，马上加入了搬运器材的行列。今天又多了一台室外大功率发电机。男孩子们饿着肚子（睡觉时间比较珍贵）将这个笨家伙从卡车上抬下来后，个个虚汗淋漓。

匆匆塞了个面包、喝了点牛奶，我跟Adi就带着录音设备远远离开人群，走进墓园深处最安静的地方去录环境声。耳机里，我们的脚步声如同逡巡在丛林中的猫科动物。

找了块干燥的草皮坐下，架好麦克，我就闭上了眼。四周可以间或听见几种不同的鸟叫，听见一阵风拂过林梢，飞机从一侧飞来、飞过，很远处隐约有火车通过……我的心也放松下来，偷瞥一下Adi，他如同正在修行的瑜加大师呢。



Rockwood 墓园位于悉尼的西部，是澳洲第二最古老的墓园。有些依稀可辨的墓碑年号表明至少在３５０年前就存在了。墓园面积也相当大，古树参天，绿草如茵。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种族各自以不同的坟墓风格划分出区域。有红砖的天主教小教堂伴着一行行白色清秀的十字架；有意大利式的家族墓室，大块砂岩砌墙、穹顶合拱——里面层叠着一代代的大理石棺；有经济改良的欧式纪念墙——每一块镌刻着逝者姓名的大理石面板后存放着其骨灰盒；有坟头立天使像的大墓，也有极简朴到只在草坪上露出一小圈石头、连墓志铭都没有的。

林间小路里走来一对夫妇。走近后认出是Naren的父母。原来今天拍摄任务重，一整天也不能回城，妈妈只好请爸爸帮忙做三明治。爸爸自豪的说所有的番茄、火腿都是他切的，妈妈负责把它们叠起来就好了。他边说边笑，两撇白胡子一抖一抖的，很可爱。

野外的阳光很强烈，大家工作前都仔细涂了防晒霜。拍着拍着，我正纳闷怎么耳机里有嗡嗡的噪音越来越强，刚站起来检查是否周围有电器干扰，就听见Maxim和Howi惨叫起来。几只对防晒霜气味感兴趣的蜜蜂袭击了他们。

吃午饭时大家打趣他们两个，为什么只有他们被攻击了而其他人无碍？Maxim臭屁的说自己太有魅力。只见Howi呆了半晌，突然说：“不好，刚才我坐在一块倒下的墓碑上了，是不是很晦气……”大家都笑了起来，有几个还做出僵尸玩过界的样子。

夕阳西下，仿佛突然之间就黑下来了。我打了个哆嗦，心里只想快点离开。大家都在默默的整理东西，气氛压抑，谁都失去了讲笑话的心绪。



抵达最后一处外景时已是灯火通明的城市之夜了。大家还是闷闷的卸下装备重新架机器。这时，“虫人”来了。

他的出场令人印象深刻。他头戴牛仔宽沿帽，身穿草绿色的水洗布衬衫，手里抱着一个乳白色的塑胶箱，上面摞着大小不一几只广口瓶，每只瓶底伏着不同的昆虫——蜘蛛、竹节虫、尺蠖……

夜晚是属于“虫人”与虫的。他们很活跃。他如魔术师一般在导演指定的墙角里飞快地做出一张蜘蛛网（用某种材料喷出来的），撒上一点红砖粉使其看起来更有重量感，然后打开一只瓶子，在众人的屏息凝视中放出一只肥大的蜘蛛。他温柔的称呼那只蜘蛛“Sarah”，指引它顺利的爬上那张网，尽管它开始的时候略显踌躇。

镜头一遍就过了。开始有人好奇的问关于Sarah的一切，开始有人触摸那只尺蠖，有人甚至将半尺长的竹节虫放在肩头、任其漫游于自己的头部胸前。

“虫人”从箱子里捉出一只蝴蝶，轻轻托在手掌上。那只蝴蝶并不逃，安稳的摊开翅膀，仿佛中了魔。Jim手持一张扑虫网在摄像机旁待命。摄影机转动，一个镜头完毕，那只蝴蝶突然毫无预兆的展翅飞起来。所有人的眼睛追随着她，看她优雅的在我们头上转圈，绕过火热的灯光，一直飞到房梁上去了。没人责备Jim为何没有下手，大家只是相互看看，轻轻的笑，笑了好久。

备用的蝴蝶来了，下一个镜头继续。它表现的完美无缺。正当我们将它放回箱子的时候，那只房梁上的飞了下来。这下Jim可没犹豫。

让我荣幸的向你介绍它们： ‘Miss One Take’and ‘Catch Me If U Can’——“逃过一劫”与“有本事来抓”（真的是依据我们影片的职员表）。

蝴蝶的翅尖一闪，一年零40天已经轻轻滑过。只有我敲击着键盘，蒙太奇般的回到它们的身边。

 

在悉尼拍电影（二）

蝴蝶与少年


来澳洲读书后常常听到一句话－“Are you happy about it？”老师会问，房东会问，摄制组的导演、制片也常常会问。开始我觉得这是句废话。想想这么多年来，有多少事情是自己喜欢开心才去做的？而做了又有多么的开心高兴呢？要考虑那么多的客观条件，要考虑那么多相干、不想干人等的感受，结果哪件事是痛痛快快完成的？完成它的过程中自己又享受到多少呢？最重要的是，有谁诚挚的关心你的感受呢？

与当地人打交道久了，我慢慢开始适应了这句话。从一开始敷衍般的总是回答“Yes.”，到问问自己的心，然后给出一个诚实的回答。再到主动的跟对方讲“I’m (not)　happy about it.”。现在我真的喜欢上了这句话。无论在哪里，常常问问自己，问问别人，这样你开心吗？我们可不可以诚实一点，找到一种让彼此都舒服的相处方式，享受此时此刻。


我们这次不惜血本，以２００澳刀／日的价格租用了先进的硬盘式、便携式录音设备，外加立体声话筒。当然从虚荣心上讲这让我们看起来非常的“酷”，但是，钱是来之不易的。即使是学校拨款，很大比例上也是来自于我们这些留学生的高昂学费。这种先进的录音设备适合在摄影棚里使用，也适合在声音层次分明的郊外。就象电影《春逝》里的录音师，录下四季里大自然的声音。在我们的第一个拍摄点－那个透风撒气的展馆－用这样的设备，耳机里大街上汽车的噪声盖过了演员的对白。

我找到Jad，直话直说：“I’m not happy, cause it’s not the device most suitable for us.”(我不满意，这不是最合用的设备。)　Jad 示意我到外面谈。他听完我的解释，然后说这确实是个失误。眼下天已黑，无法更换设备，只好尽可能的录下去，在后期制作中配音了。但是以后几天的环境声一定要录全面。我不完全同意他的观点，因为四天租金高达近一千澳元，就这样大材小用接近于浪费。“好吧，”Jad耸耸肩，同意明天拍完墓地的外景后重租。

演员们正忙着化装、走位。我们的小演员－８岁的Eric 正悠哉的咂着可乐。他坐在椅子上自得其乐，也没有父母陪同，大方的回答着一些好奇的组员的问题。那边的一群男孩子正在搭建摄制台、架摄像机。我跟“黑男孩”正调试着话筒。Jad 突然发话：“各位，请不要在背后讲我坏话哦，即使对我很不满。Min 他们的顶尖话筒会拾取到然后录下来的……”大家于是哄然而笑。

我最喜欢的时刻，导演喊“Action”之前——一切准备就绪，助理导演朗声到：“Attention please. Quiet. Sound-（我回答）Recording. Camera-（摄影师答）Rolling.”（请注意，保持安静。声音－录制，摄影机－转动。）场记手拿打板－“Scene One Shot One Take One.”（第一场，第一镜头，第一遍。）然后导演－开拍。如同一种宗教仪式，虔诚的教徒们恪守着严格的祷词，相互传递着。无论你是以那种语言来颂念 ，那一刻，是所有电影人最接近心目中“上帝”的时候。



蓝色暗淡的光控制了一切。房顶的梁柱结构投射到墙面上形成一个十字。那么沉重的符号，仿佛具有压倒一切的毁灭性。演员身着白衣瑟缩于墙角。一个特写，他的脸充满整个取景框，紧闭的眼睛突然张开……　下一个场景，所有的设备拆下移动，重新布置灯光、道具，演员补装……如同身处深深的地下，蚂蚁的王国。工蚁、兵蚁、蚁后都在不停的忙碌着，紧张而有序。有人得空到门外吸支烟，喝点东西，塞进嘴里一块三明治，行动都是轻轻的、迅速的。看似简单的几个镜头一直拍到凌晨１点半。

大家收拾好东西分批回家。Howi跟我一路，开着他那辆不幸被撬开过三次的SUZUKI越野车送我回家。一路上我们谁也没说话，只是相互传染着不停的打呵欠。到家后先洗个澡，然后拨通Howi的电话，确定他也已经安全到家。恍惚之间听到手机响了，一接听才发现是Naren，她负责叫醒每个组员，交代今天的拍摄时间以及拍摄地点。已经是清晨７点半了，距离今天的拍摄还有一小时。我跳起来穿好衣服，以最快的速度洗漱完毕，然后搭房东老爹的车赶赴火车站。房东老爹在等红绿灯的时候仔细看了我一眼，说：“Min, 你今天看起来真开爱，特别象只熊猫。”气的我大声抱怨，急忙掏出墨镜来戴好。

火车很不争气的晚点了。当我抵达拍摄地费舍图书馆时，拍摄设备都已经搬运完毕。Naren 安慰我说没事，先吃点早饭吧，反正让男孩子帮忙搬一下了。旁边多了一位扎头巾的大婶，打过招呼就得知原来她是Naren的妈妈。我开玩笑说，见到妈妈我就很安心，因为妈妈会把孩子喂的很好。妈妈笑着边看我吃东西边跟我聊天，一直聊到挂念远在伊拉克、在一次轰炸后失去联络的表亲。聚过来的组员越来越多。妈妈给大家倒咖啡，分水果，一趟趟从车后备箱里取面包片。看着她穿来穿去的身影，听她用带口音的英文慢慢跟我们这些孩子交流，我心里很暖和，喉咙却哽住了，急忙灌下一大口咖啡。



图书馆里的录音工作相当顺利、成功。我跟Adi不仅录了现场声，也录了许多效果声，以便后期制作的时候使用。但是收拾东西的时候我跟Adi起了争执。

从图书馆到下一个景点大约有几百米的距离，需要穿过马路到对面的校区去。Adi是从没有过专业工作经历的。有些前期准备或者收尾整理的工作他就有点束手无策，无从下手。我迅速的完成了清点设备配件、捆扎线材正准备装箱的时候，Adi问我，为什么要装箱，等会儿不是还要再开箱吗。对于这个问题，我当然可以给出一个详尽而且具有Hundred Percent(100%)说服力的答复，比如考虑设备的安全性了、考虑线材的折损率了、便于清点数目了等等。我也可以酷酷的但是讽刺的说，你不是还吃三顿饭吗。但是，我不想浪费时间。我冷静飞快的说，别问这么蠢（stupid）的问题，车在下面等着。这一下可大大的伤害了这个印度青年的自尊心。想想印度容许一夫多妻，印度男人该有多么的自尊啊。我居然用了“蠢”这个词，在印度还不得被石头砸死啊！后果很严重！我刚想道歉，Adi已经默不做声的将一捆音频线团起来装进自己的背包，头戴监听耳机、举着话筒架进了电梯（话筒都还没摘下来）。等我把四个设备箱装入推车下得楼来，几乎每个见到的组员都笑笑的对我说，那个黑男孩还真拉风。导演Jad一阵风的跑来冲我嚷，怎么能让那个蠢家伙这样子就走了，万一碰坏话筒……。我无奈的笑笑，说，他还没那么不堪，至少话筒杆收起来了，要不然，手持５米长的家伙横穿马路还不得导致交通堵塞啊。

十五分钟后在目的地见到Adi，他居然一脸的赧色，低了头帮我搬箱子。看来刚才路上行人的目光已经彻底击垮了他的骄傲。



Naren的妈妈为我们准备了大锅的意大利面，番茄酱里掺了味道特别的阿拉伯香辛料。大家坐在门前的木阶梯上边吃边聊，晒着暖暖的太阳。拍电影绝对是个体力活儿。看每个人都吃了两盘以上的面，妈妈坐不住了，又叫上Naren去车箱里搬来三明治。很快面条不见了，一箱三明治吃完了，连香蕉也没有了，居然还有男孩子探头探脑的围着妈妈转悠。妈妈叹口气，看起来很过意不去的样子。Naren看看妈妈，将头靠在她的肩上，象个无助的小孩子。

本来下午应当去墓地拍的，但是发电机因故没有到位，只好推迟到明天了。虽然昨夜工作到很晚，可拍摄进度依然落后于时间表，又要悲惨的赶戏。每个人都是一脸的漠然，随着时间推移，对于何时收工都已经不报任何期望了。还好今天小演员可以不必来。

晚上的拍摄开始用轨道。这意味着摄影队男孩子们的工作量增加了一倍，而强度则增加了一倍不止。每次机位变化，都跟着要调整轨道的方向。还要推动轨道车，让其平稳的滑行。摄像机的彩排次数也相应增加了。他们卷起裤脚，弓腰低头，如同推山的泰坦巨人。几台两千瓦的灯令房间内闷热异常，令人昏昏欲睡。我喝了数不清多少加了大量砂糖的红茶以维持清醒和体力。但是那些喝多了咖啡的人就变得越来越神经质了。‘F’打头的词逐渐入耳，频率和分贝都在增加中。我紧紧怀抱着录音机，录音时高度紧张，只能在调整机位时稍稍放松一下。当一阵睡意袭来，两手突然一松。我马上就醒过来，下意识的将手又一紧，一头的冷汗迸出来。而那句‘F’也脱口而出了。以后，如同找到了恰当的宣泄途径一般，毫无顾及地‘F’，如滔滔江水……

当晚居然三点钟才结束拍摄。








 

在悉尼拍电影（一）

拍电影　－　Deja vu





故事是这样开始的


那是在2004年９月初的一天，南半球春机盎然。我歪在学校的草坪上，看着对面的小喷水池里一只鸟在洗澡。台湾出生、澳洲长大的帅哥Howi急急地走过来在我身边坐下，问我有没有决定去哪一个摄制组。

通常我们拍片子是要自筹资金的，而电影专业的学生又对使用胶片有着非同一般的固执，对DV总是“麻麻地”。这样一来，常常是为了省出洗胶片、转胶片的钱，我们坚持穿二手衣，吃最简单的饭，每天喝不超过三杯咖啡，再加上拼命的打工，大部分人倒是看起来“玉树临风”、“品位不凡”的。这学期末学校居然给我们专业批了一笔钱。钱的数目平均到每个学生头上自然只有一点点，但是若是将学生分成五组，那么每个组都可以拍出点看起来“专业”的东西了。不知道可否这样讲，“不想当导演的电影人就不是个好的电影人”。五个导演（同时也是编剧）名额的争夺相当激烈，而争夺过程中也伴随着传言、八卦、绯闻和陈芝麻烂谷子的翻炒。我的本子没中选也倒罢了，可是我看好的其他三个同学也失利让我不得不考虑黑幕存在的可能性。Howi就是我心中合适的导演之一。有天分、有专业经验、多面手而且热爱电影。唯一就是东方人的天性使之不习惯发号施令，掌控大局的能力差点。

“我决定加入Déjà vu, 你呢？”

“这个组怎么样？好多人都没合作过……”

“导演不错啊，拍过几部短片还有广告之类的。听说他会找几个专业的人来加入我们。”

“哦，不然就加入了。”


Team UnitedNation (联合国纵队)

９月１５日（详细日期参照我的学习日记）第一次组会召开。大家自我介绍。我们这个组可以称之为‘水果沙拉’－有印度的Adi、韩国的Mingyong、中国的（我哎）、印尼的Jimmy、澳洲华裔Lawrence、澳洲出生日本长大的Maxim、黎巴嫩出生法国受教育的Jad、坚称自己是亚述人而不是伊拉克人的Naren，还有Howi、Eva和Thomas三个台客。外来的专业人士包括：Matew(音乐指导)、Robert(艺术指导)、越南人Jim（摄影指导）和胖胖的Dolly（导演助理）。

导演Jad介绍剧本大纲、构思后，我方切实领会了Déjà vu 的含义。原来“Déjà vu”是法语，是指人可以提前预知、感应未来要发生的事情。我们的故事是，一个父亲“看到”儿子将会死于一场事故，但他没有对此作出反应，等儿子死后他陷入无法自拔的自责中。故事简单，但是剧本却显示出时空的复杂交错，整体气氛压抑而诡异。我们的拍摄地包括一个维多利亚风格的起居室、一所密闭的小空间、一个看起来很粗陋的大厅、还有图书馆里面的某一层，外景是一座大墓园。演员包括一男一女，两个小男孩，外加蜘蛛一只，蝴蝶一只。

“武师、马，小孩、狗”－电影行里最难拍的四样事物。我们呢？有小孩、有蝴蝶，难度有得一拼。

然后是分工。我跟“黑男孩”Adi搭档，我是录音师，他是举话筒杆的大力士。而Howi ，Eva 和Thomas三个“台客”扎堆做了道具、美术、服装和设计。Naren又做了Jad电影的制片人，给“他们是一对儿”的八卦又添了一个口实。剩下的男孩子全都进了摄影队。

拍摄日期定于１０月１日－４日。因为４日周一是劳动节的法定假日， 平日里大家都忙着写作业、打工，所以势必要在这个长周末完成我们的片子。

这中间的半个月，大家一次次分头行动，合并讨论。勘察外景、联络学校、申请经费预支、跟导师汇报，填各种各样的表格（演职员合约、保险、公共场地拍摄许可、用电用水许可、拍摄时间表、工作流程……）。我们虽然是学生，但是没人拿你当学生。影片的制作流程完全是按专业来的。尤其是花学校的钱，我们一遍遍做预算提交，等待审批，就象是初次掌家的小媳妇 。再加上摄制组例会上一次次的决定、一次次推倒重来…… 。 时间已经过去近一年了，我还清楚的记得Naren因为刚找好的起居室拍摄点突然不准使用，而坐在房外的台阶上点起一支烟默默哭泣的背影。




一天Howi找到正在电脑室里写论文的我，神秘的问：“猜猜我刚去哪儿了？”我还在茫然中呢。那些日子我已经忙得失魂落魄，状态看起来象老年痴呆症提前发作了。

“我找到了‘虫人（bug man）’”

“啊？”

“就是有蝴蝶和蜘蛛了！”

我才醒悟过来，原来我们真的是要用活的昆虫演员！而在此之前我竟然从未想到过要从什么人的手中得到这些虫子。天晓得，从草丛、树丛里捉不就得了？

剧本里有一只蜘蛛、一只蝴蝶出镜，那么就要准备两只同等大小颜色的蜘蛛，其中一只做备用。蝴蝶则要长相类似、体型相同的四只，因为它们会飞而且纤巧细弱。现在要启用‘虫人’，那么每天要付其６０块澳元的报酬，并且还要协助其饲养、照料这些昆虫，保证他们在出演前与出演后的品种、数目相同。有些要在蓝幕前拍摄的镜头里，需要用细丝线将蝴蝶系住，丝线另一端是细木竿用以操纵蝴蝶的行动轨迹。这时要格外小心，绝对不可以让其缺胳膊短腿，要保证拍摄完毕时只只完整。

解释完这些，Howi突然懊恼起来，原来这样开车跑来跑去的找‘虫人’已经耗费了差不多１００刀（dollar）的汽油了。可是去跟制片人要钱，答曰“暂欠”。我们都是穷学生啊。（以后有机会专门再聊钱的问题。以我的所见所闻以及所行，可以很有底气的说，不是所有出国的都是去FB的！）


终于到了１０月１日，我不会忘记那一天的。那天是我们伟大祖国的生日，是我们影片开拍的第一天。我们没有生菜、烧猪式的开机仪式，我们经历了在哗哗的雨中搬运重达一吨拍摄器材的一天。

悉尼是个有趣的城市。你当然可以在市中心、CBD找到一切世界知名品牌的奢侈消费品，但是如果你想找到真正别致、专业、物有所值的东西，就要深入当地群众的生活，到大后方去。譬如说专业的影视器材。

悉尼最大的影视器材租赁公司在北悉尼区。从市区驱车穿过长长的海港大桥，经过总理老霍最喜欢慢跑的米尔森角就是北悉尼。那里没那么多的高楼汽车，乡里乡气的。再往北就越发人烟稀少，而世界著名的电影洗印厂就在小镇Lindfield 。我们在上午９点的大雨中抵达公司，马上开始清点器材、熟悉使用方法。

先不必论那伴随３５mm电影摄像机的数十件配件，单说我们的录音设备就了列了整整两页A4纸。最可怕的是那伸开来长达５米的话筒杆，架在Adi瘦小的肩头上让我不禁怀疑他可以支撑多久。负责教我们熟悉器材的是一位来自德国的酷哥。不幸的是他那德式英语实在难以让人消化，在１个小时后我跟Adi只得缴械投降。Adi抱着一本使用手册闷头读，我则跟“教授”聊起天来。原来这位先生从欧陆飞越瀚海而来，只是为了在悉尼冲浪！他住在Manly海边，每天起来练习冲浪，即便是象这样的雨天也不例外。恩，无怪乎我穿毛衣而他穿T恤谈笑风生了。

　　全部设备装了四个拖车，我们慢慢将其分开搬入一个稍大的面包车、三辆轿车，然后出发到第一个拍摄地点－校园旁边的一所空置的大房子里。

停车点距离拍摄地还有近２００米，我们又将设备从车上一件件拿下来、搬进去。而大房子里面已经于昨天被我们全部粉刷为白色，家具挪入小小的里间。大家如日本人般进屋脱鞋，有忘记者立时核对脚印抓个现行，然后责令其擦干净。
终于蚂蚁搬家完毕。制片Naren带着好姐妹将大箱的三明治、大桶咖啡和茶铺排开来，大家立刻人手一份、见缝插针地或席地而坐、或倚墙而立。屋外大雨未止，屋内翻腾着咖啡香气和电影人的热情。